（文/赵维，摘自凯迪网络） （一）
　　我是从《列宁在1918》、《宣誓》、《攻克柏林》……这些前苏联的影片中获得关于斯大林形象的具体感知的。我相信，在我的同龄人中，和我一样，很多人是从一系列的斯大林形象中懂得“伟大”的涵义的。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，肖洛霍夫说：“是独裁，但也真是个人物。”
　　但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见到的“伟大”的斯大林可否是他真正的形象？
　　被认为是俄罗斯音乐巨人的季米特里·肖斯塔科维奇“见过斯大林，也和他谈过话。我没尿过裤子。也没见他有什么魔力。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，又矮又胖，头发略带红色，满脸的麻子，右手明显地比左手瘦小，他总是藏着右手。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”〔1〕。
　　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的文化人一样，一提起斯大林，仇恨之情就溢于言表。我们不能把他的这段对斯大林形象的描述当做“纯写实”相信。那嘲讽、轻视的语气，愤懑的感情色彩，提醒我们不应该拿这做为斯大林实际形象的样本。
　　1935年6月，法国作家罗曼·罗兰应高尔基邀请，访问苏联。从1935年6月28日下午4点10分开始，罗曼·罗兰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。这是罗兰第一次见到斯大林。在当天的日记中，罗兰写道：“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。无论怎么想像，他既不是个高个子，也不是矮胖子。相对说来身材矮小，而且很瘦。他的粗硬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。”〔2〕
　　罗兰的描写使用的是中性语言。他说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，就是他亲眼见到的斯大林实际形象，是有别于“画像”这种平面传播媒介上的斯大林形象的。
　　不但罗曼·罗兰这样的外国人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认识斯大林的，就是苏联人也很难一睹斯大林的天颜。赫鲁晓夫的女婿、曾担任过苏联《消息报》总编辑的阿·阿朱别依在1949年12月21日晚上，“惟一的一次相当近地看到斯大林”，那是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上。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斯大林旁边。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主持晚会（如果不是这个关系，阿朱别依大概也不会有“这惟一的一次”）。斯大林退场时，站在斯大林身后鼓掌的阿朱别依“吃惊地看到他头顶上有一块圆圆的秃顶。画家在画像上仔细描绘的，修版师在照片上认真加工的，他那人所共知的斑白的发型，原来是个毛发稀疏的秃顶。我什么也没对拉达（阿朱别依的妻子）说，可能是我为发现了这个超级机密而惊呆了。斯大林缓缓地走下主席台，没有停步也没有同恭敬地让路的人搭话，他把弯曲的右臂紧紧地贴在腰上，据说，他的这只手臂已经变得干瘪而缩短了。他本能地弯着胳膊，使人不特别注意这一点”〔3〕。
　　从银幕、画像、书籍、报刊获得的“领袖的固定形象破灭了”。发呆的阿朱别依说：“当时，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到痛心。他（斯大林）在刹那间变成了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普通人”。
　　阿朱别依见到斯大林的时间比罗曼·罗兰晚了近十五年。“世间公道惟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”我们看到，斯大林形象上的岁月痕迹是相当明显的，但这十五年间，正是斯大林被神化，他的各种媒介形象被创造、接受、固化的时期。
　　在阿朱别依“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痛心”的三年后，1953年2月底的一天，苏联克格勃高级情报人员帕维尔·苏多普拉托夫被叫去“马上去见上级”。到了斯大林办公室，他才知道“上级”原来是斯大林。“我所见到的人简直令我吃惊。那是一个老态龙钟、显得疲惫不堪的老人”。“他的头发快要掉光了，尽管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，但现在明显地感觉他说话已经很吃力，且词与词之间的间歇拖得很长”〔4〕。
　　1953年3月2日夜，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突发脑溢血。3月5日晚9时50分，斯大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帕维尔·苏多普拉托夫在1953年2月底看到的斯大林，实际上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。
　　尽管这是一些近距离观察到的斯大林形象，但还是有一种距离感，不过是对于伟人长时间仰视过程中的偶尔一瞥，真切，但匆忙，零碎。如果有谁能像当年俄罗斯巴库省宪兵厅，保存那位名叫朱加施维里的年轻革命者的档案那样，为我们提供一幅斯大林的形象档案多好——
　　十月革命以前，朱加施维里一直是个被俄罗斯警察特别关注的人。他或被监视，或被逮捕，“警察司的各个分部都对此人非常熟悉。宪兵机关每次同朱加施维里打交道时，都要认真给他拍摄正面像和侧面像”。比如巴库省的宪兵厅表格上，就贴着一个身体虚弱蓬头垢面的年轻人的正面和侧面像。照片下的文字中说，朱加施维里“很瘦”，他的头发“又黑又浓”，“没有胡须，唇髭很细”，脸“有麻点，有天花瘢”，头“是椭圆形的”，前额“直而不高”，眼眉“是弓形的”，眼睛“深陷，棕色带黄”，鼻子“很直”，身高“中等，两俄尺又四点五俄寸（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，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）”，体格“一般”，下颏“很尖”，，